上海法院成功處置加密貨幣：借道香港變現九萬餘枚FIL

自2021年中國內地全面禁止虛擬貨幣交易以來，一個棘手的法律與實踐難題便擺在了各地司法機關的面前：對於在各類案件中查獲、扣押的大量加密貨幣，應如何處置？這些數字資產既具有明確的財產屬性，卻又無法在內地通過合法渠道進行估值與變現。這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法律真空”，導致價值數以億計的涉案資產長期處於“沉睡”狀態，無法有效轉化爲國家財政收入或退賠給受害者。

然而，近日一則源自上海的案例，似乎爲打破這一僵局提供了強有力的範例。據悉，上海司法機關成功通過特定渠道，將查獲的超過九萬枚FIL（FIL）加密貨幣，借道香港的合規交易所進行出售並變現。這一操作不僅標志着繼北京之後，中國又一重要城市成功探索出一條涉案加密資產的跨境處置路徑，更揭示了在嚴厲監管背後，一套更爲務實和宏大的國家級策略正在悄然成形。

法律真空

要理解上海此舉的突破性意義，首先需要回顧各地在此問題上曾面臨的普遍“陣痛”。河南省的案例極具代表性。作爲中國的人口大省，河南的立法與司法機關曾正式審議過關於涉案資產管理的法規草案。在審議過程中，他們承認了虛擬貨幣具有財產屬性，應被視爲涉案資產，這一點在司法實踐中已是共識。

然而，難題在於如何“管理”和“處置”。河南省人民代表大會法制委員會在審查報告中明確指出，由於中國內地的加密貨幣交易已被全面取締，所有合法的交易平台均已不復存在。在這種背景下，若由地方自行立法來規定處置方式，不僅在技術層面（如安全托管、精準估值、合規清算）面臨巨大挑戰，更可能與國家層面的金融安全大政方針產生衝突。

因此，河南方面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地方立法來處理此類新型涉案資產“不合時宜”。他們選擇了一種更爲謹慎的“等待”策略，並公開呼籲由公安部等中央機構牽頭，在國家層面建立統一的法規和處置框架。河南的立場反映了大多數省份的普遍心態：面對這個高度敏感且復雜的新問題，寧可暫時擱置，也不願貿然行動，以免引發不可預知的法律與金融風險。這種集體性的“按兵不動”，使得大量被扣押的加密資產成爲了司法系統中的“燙手山芋”。

北京模式

與河南的謹慎觀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作爲首都的北京，率先進行了一次大膽的創新與嘗試。面對同樣的難題，北京的執法部門並未選擇原地等待，而是開創性地設計並打通了一條復雜的跨境處置渠道。

根據披露的信息，北京警方的操作模式堪稱精妙。他們首先將查獲的加密貨幣委托給一家權威的國有背景機構——北京產權交易所。隨後，由北交所協調專業的第三方服務商，負責對這些數字資產進行技術上的偵測、接收和安全轉移。資產被安全轉移出境後，通過香港持有合規牌照的虛擬資產交易所進行掛牌出售。變現所得的港幣或美元，在獲得外匯管理部門的批準後，被兌換成人民幣，最終上繳至警方的帳戶，用於依法沒收或退賠給案件受害者。

北京的這一成功實踐，如同一道光照進了“法律真空”的黑暗地帶。它證明了，盡管內地禁止交易，但通過一條嚴密設計、多方協作、並且合法合規的跨境路徑，完全有可能將被“凍結”的數字資產盤活。這條“北京模式”的核心，在於巧妙地利用了香港作爲國際金融中心和持牌加密交易樞紐的獨特地位。

可復制的流程

如果說北京的案例是一次成功的“破冰”範例，那麼上海近期處置超過九萬枚FIL的行動，則標志着這一模式已經從一次性的“特例”，演變爲一套可以被復制和推廣的標準化流程。

根據官網消息，上海此次處置的資產爲超過九萬枚的FIL（FIL），按照近期市場價格估算，其總價值高達數十萬美元。這起案件的成功處置，其意義遠超資產本身的價值。它表明： 模式的可復制性：上海作爲中國的經濟金融中心，其司法體系的嚴謹性和影響力毋庸置疑。上海能夠成功復制並執行這一跨境處置流程，強有力地證明了“北京模式”並非不可逾越的孤例，而是具備了向全國其他司法能力強的地區推廣的潛力。操作的成熟化：從北京到上海，這條涉及內地司法機關、國有產權交易所、專業服務商、香港合規交易所以及外匯管理部門的復雜協作鏈條，顯然已經運轉得更加順暢和成熟。明確的司法信號：上海的行動向全國各地的司法機關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面對涉案加密資產，不再只有“等待”和“擱置”兩個選項。一條切實可行且得到高層默許的處置路徑已經存在。

可以預見，隨着上海案例的傳播，未來將有更多省市效仿此道，逐步清理積壓在案的加密貨幣。一個全國性的、以香港爲核心節點的涉案加密資產處置網路正在形成。

香港“接口”

將河南的困境、北京的創新與上海的實踐聯繫起來看，一幅更爲宏大的國家級戰略圖景便躍然紙上。中國在嚴禁內地加密貨幣活動的同時，正有條不紊地將香港打造爲其處理相關歷史遺留問題、並與全球數字資產生態保持連接的戰略“接口”。

這一策略可謂“一石三鳥”。首先，解決了現實的處置難題。它爲內地司法系統提供了一個合法合規的渠道，來處置數額龐大的涉案資產，避免了國有資產的變相流失。

其次，創造了可觀的財政收入。這些原本無法處理的“死”資產，通過在香港變現，可以直接轉化爲人民幣資金，補充國庫或用於民生，實現了“變廢爲寶”。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強化了香港的戰略地位。通過將所有涉案加密資產的處置引導至香港的持牌交易所，北京不僅爲香港的加密市場注入了真實的流動性和業務量，更是在全球範圍內，用實際行動爲香港作爲受監管的、可信賴的“全球Web3中心”的地位背書。這種“內地禁止，香港開放”的差異化布局，完美詮釋了“一國兩制”在數字金融時代的全新應用，確保了中國在嚴控國內風險的同時，並未與全球性的技術與金融革新完全脫鉤。

綜上所述，從河南的茫然無措，到北京的先行先試，再到上海的成功復制，中國對待涉案加密資產的態度已經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演變。曾經的“法律真空”正在被一種高度務實、靈活且充滿戰略智慧的跨境行政解決方案所填補。未來，借道香港處置加密資產，或將成爲中國司法實踐中的新常態，而這一進程，也必將對中國內地與香港的金融互動，以及全球加密貨幣的監管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